二、日军中国派遣军在“8.15”后至缴械投降前的调动 自“8.15”起至正式缴械投降前日军的移动是难以处理的事情，情况也较复杂，实际发生的移动既有擅自的也有奉命的。据《天皇和日本投降》（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蔡德金等译，档案出版社1992）第245-246页，8月14日正午东京御前会议后于13时召开内阁会议审定《终战诏书》，于14时40分召开陆军首脑会议，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第1总军司令衫山元、第2总军司令畑俊六等议决“彻底遵从天皇决断行动”。18时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名义向在驻国外军队发出《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但冈村宁次回忆8月14日12时30分居然接大陆命1380号要求“对苏美中持久作战”，并且直到第二天12时收听广播也未提及所谓《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49-350页，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1年）。15日14时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1381号命令停止积极进攻作战，16日16时奉盟军最高统帅部训令发布大陆命1382号才下令停止战斗行动，这些命令的到达都有滞后，日军部队的移动仍在继续。8月15日中国战区统帅蒋中正致冈村宁次电要求“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但为了方便缴械又必须令日军适当集中，在安排集结地点、行军路线时还要顾及遣返地在何处并利用日军已有兵站系统进行输送。 第11军8月16日在广西全县召开会议决定“以最快速度轻装向北后退”（《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1页），旋即撤出广西沿祁阳、衡阳退缩到南昌、九江地区，其第58师团驻九江，独立混成第22旅团驻武穴。第11军独立混成第88旅团从广西全县退至湖北金口，未在第11军序列投降。第11军撤出广西虽然是预有计划，但8月16日的行动既未获中国军队同意也没有其上级的指令。 中国派遣军直属第3师团奉命从岳阳东北转至镇江。第13师团随第11军从衡阳至湖口。第27师团自南昌附近转至无锡。第34师团自九江附近转至浦镇。第40师团经南昌附近转至芜湖。第131师团从岳阳附近转至安庆。 第6方面军在湖北的直辖部队向汉口与沿江方向移动：第132师团从当阳到天门、独立步兵第5旅团从荆州到仙桃、独立步兵第11旅团从应山到孝感。 第20军司令部退至长沙，第116师团自宝庆退至岳阳，第68师团自武冈退至衡阳，大致沿粤汉线分布。独立混成第86旅团自永丰退至湖北嘉鱼，以后在武汉地区投降。 第12军第110师团从内乡、西峡口退洛阳。第115师团从西峡口及老河口地区转至郾城。骑兵第4旅团从老河口撤回，奉派到徐海区津浦铁路担负警备，10月下旬到归德（豫东）集结，此时第12军已投降一月余。 驻蒙军司令部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18师团一部退至平津地区。 承德支队去向待考（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8月17日中国军队收复承德），《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与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投降部队中均没有承德支队。 8月21日华北方面军司令下村定大将赴东京就任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陆军大臣，方面军司令一职由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兼任。 三、中国战区最高当局对属下各战区、各方面军受降权的确定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于1944年12月，何应钦任总司令，下辖第1、2、3、4方面军与昆明防守司令部，1945年3-6月指挥芷江作战，6月指挥广西反攻，“8.15”后受命全权负责接受日军投降事宜。1945年4月中国战区调整属下战区，至“8.15”时计有战略单位第1、2、3、5、6、7、8、9、10、11、12战区，第1、2、3、4方面军。 8月21日中国陆总致冈村宁次1号备忘录《中国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分配表》公布受降主官、划定接收地区，但台湾受降主官待定。8月22日4号备忘录公布《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该表注明日期为9月4日，系根据冈村的复文作多处改订，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 第1战区驻豫西、陕西，1945年4月中旬老河口作战结束后，在西峡口一线与日军第12军对阵。第5战区驻鄂西北隔襄河（汉水）与老河口一线日军第12军对阵。划定受降权时将日军第12军分割为两部分：1号备忘录中第1战区受降“洛阳”，第5战区受降“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但4号备忘录更改为：陇海沿线及以北为第1战区，豫南为第5战区。因之日军第12军司令部向第1战区投降，第12军司令兼任两区投降主官。 第2战区驻晋西、陕北，受降日军第1军。 第6战区驻鄂西、湘西北，受降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部及在湖北的部队。 第3战区驻上海以南、赣东、皖南、闽北，对应日军第6军、第13军的部队（师团与独立混成旅团）及海军部队。第6军司令部已于“8.15”前夕移驻南京，本区没有师团以上单位，派第13军司令任投降主官。 1号备忘录确定第9战区受降地域是“南昌、九江”，此时对应的日军部队只有独立混成第84旅团（九江），独立混成第87旅团（都昌），独立步兵第7旅团（安义）。1944年7月前这三支部队均属驻汉口的第11军，长衡会战期间第11军司令部前出湖南，从关东军调来第34军司令部驻汉口，上述三支部队改属第34军。6月17日第34军司令部调回关东军，三支部队又归第6方面军直辖。8月16日后第11军从广西退到湖南祁阳时，第6方面军令第11军司令即来汉口（8月22日），部队就近入列第20军（《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1页）。在汉口又决定第11军开赴南昌、九江投降。“8.15”前派遣军直辖的6个师团奉命转进华东时第13师团行动最晚，此时尚在湘鄂赣边，遂取消其向华东转进，随第11军在南昌、九江地区投降。多次与日军第11军交战的第9战区得以受降第11军，显然是中国陆总的安排。 第10战区驻鄂豫皖边区，1号备忘录确定的受降地域是安徽苏北，原有日军第13军第65师团（徐州）、独立步兵第6旅团（安庆），派遣军直辖的第131师团转进途中安排在安庆投降，第6军第70师团于“8.15”前夕从嘉兴北调中止，遂在蚌埠投降。本区没有师团以上的单位，第6军司令被派为投降主官。 1945年6月26日在西安新组建第11战区，原定用于攻略冀热鲁三省。第11战区长官部奉命受降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及在平津、河北地区直属部队，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8.15”后转移到平津地区、第13军第118师团“8.15”前紧急北调主力到达天津均在该区投降。又设立第11战区副长官部，受降山东地区的日军第43军及海军。 1945年6月26日在绥远新组建第12战区，驻地在包头以西五原，1号备忘录确定的受降地域是热察绥三省，对应日军驻蒙军。原驻该区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与新调来的第118师团一部于远东战役期间曾与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骑兵集群对阵，在“8.15”后连同驻蒙军司令部都转移到平津地区；驻蒙军所属第4独立警备队司令部驻大同不在热察绥区内，曾有9月4日冈村宁次致中国陆总关于第12战区孙兰峰部与第1战区为大同受降权发生争执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07页）；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军字第1号命令将日军各部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第12战区所对应的变成“包绥地区”而不称“热察绥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5-506页），所以该区没有大队以上的投降部队，投降人数最少亦未见报道。 第3方面军曾在广西担负桂柳反攻战之北路，将日军第11军逐出广西。受命负责上海、南京地区受降，受降日军级别高（有第6、13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人员及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人员）、受降部队多（有陆军36个师团中的9个，受降官兵也最多）。4号备忘录与《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均列有两名日军投降主官：南京投降主官是第6军司令，上海投降主官是第13军司令，但“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只是第6军司令。 第4方面军驻湘黔边，曾担任芷江作战，受降湖南境内的日军第20军。 第2方面军前身是第4战区，驻两广地区，广西反攻时担任南宁方向，对应受降日军第23军及海军部队。第7战区长期局促于粤赣边，兵力少战绩不多（主要是1945年1-2月湘粤赣边作战），1号备忘录划定受降地域是“曲江、潮汕”，4号备忘录缩小为“汕头”，对应日军第23军的部队。本区日军人数很少，且没有完整的单位（参见《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但《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记载有日军第104师团），投降主官也是第23军司令。 第1方面军部队多来自云南（第60、52军等），司令卢汉也是滇军出身，受命赴越北受降日军南方军直辖第38军。 1号备忘录尚未确定台湾受降主官。8月29日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负责台湾地区受降，对应日军第10方面军与高雄警备府，派往受降的部队是第70、62军与海军第2舰队。 在公布受降地区划分的报道中特别申明第8战区驻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无日军，不担负受降任务。 按《总命令第1号》香港的地域与驻香港日军单位的受降权归于中国战区。但香港是英国租借地，当年入侵日军击败英军夺占香港，致使香港的受降成为一个问题。当事国之间、同盟国之间就此进行过艰难的交涉。1号备忘录列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负责“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受降。但在4号中国陆总备忘录公布的“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却多列出第17项——香港受降主官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负责接受日本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及香港防卫队、日海军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的投降。关于盟国间交涉的最后结果，《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李新总编、汪朝光著，中华书局2000）第366页认为是中国“委派英国第11舰队司令哈考特受降”，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是“哈考特以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身份”受降，还有中国陆总8月31日备忘录告知冈村宁次中国战区统帅已授权哈考特对香港九龙受降。其实，受降尽管不是作战却仍属军事行动，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才是实际的受降总导演。早在8月24日麦克阿瑟即宣布香港地区由哈考特受降（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年表之8月26日，商务印书馆1962），日军大本营9月2日大陆命特1号（当然就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思）单独列出哈考特及受降部队（参见《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204页）。作为《总命令第1号》之最终版本的大陆命特1号没有规定哈考特受制于哪位受降主官或代表谁的说明，因而盟国全部受降主官也由6人变为7人。后世论者对中国政府多有指责，台湾是割让地尚且收回香港是租借地却不能收回！不幸的是，中、英关于香港订有正式租约而英国又是同盟国之一，这两大因素却是同时发生着。若以同盟国协商的《总命令第1号》原则来衡量，麦克阿瑟的做法倒是真有所“犯规”：在中、美、英尚在交涉之际就公布香港受降方案并将哈考特与美中英苏澳五国6名受降主官并列！麦克阿瑟也许以为香港受降比起一场世界大战的终结来既不是棘手问题也不是大问题，如此处置也就可以。终于，中国以后公布的《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没有包括香港，连名分也不再争了。 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训令日军各部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总部长是冈村宁次，16个受降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均由日本陆军的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担任。日军指挥与隶属关系有严格的限定，芷江洽降会谈时投降方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向中国方面陈述：“热河属于关东军总司令官管辖，台湾与安南都在派遣军管辖之外，同时在中国境内驻扎的海军各部队，亦在冈村总司令官的隶属以外，因此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对此无指挥的权限”（徐万君《芷江——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第13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1号》明确投降地域内“一切陆上、海上、航空及辅助部队”向该受降主官投降，因而在“8.15”后形成日军的“投降指挥体制”，不仅海军的各部队按所在地划归陆军节制，陆军内部的隶属关系也有诸多变动，这种变动在下面罗列各地区的投降部队时都已明确。本文所说的隶属关系均指“前投降指挥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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