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 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知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８０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１９５１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８０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三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四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不过，整个８０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１９８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由此可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路军问题在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华文摘》１９９１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结论。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１９９１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８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１９８２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１９８３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２４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面对历史纷争，哪么西路军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作为西路军事件的重要见证者，如前所述，陈云对此作了证明。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路军的西征作战，是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遥控指挥的首次大战役，又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明确首肯和部署的军事行动"。 从１９３５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１９３６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４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６月６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９月１１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１．５万至２万支步枪、８门火炮、１２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作者注）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成了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 西路军的西征是否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１９３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提出三大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和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命令："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西渡黄河的具体过程是：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当即确定由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徐向前把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找来交代了任务"，"李先念当过木匠，能够内行地指挥造船"。这期间，"中央不断来电催促，还让彭德怀派人送来造船用的木板、铁钉等材料"。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以后，三十军于１０月２５日从靖远虎豹口渡河成功。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三十军渡河成功，并提出部署意见。中央复电同意九军渡河。于是九军开始渡河，方面军总部也过河指挥。但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徐向前、陈昌浩率九军、三十军渡河北进后，背水作战，三面受敌--南临兰州北进之敌，西受马步青、马步芳的攻击，北有马鸿逵、马鸿滨部的遏阻，要完成以一个军出中卫、一个军取定远营的任务，困难极大。因此，徐、陈致电军委，建议：三十一军过河随总指挥部行动。中央当即表示同意。当三十一军按中央电令向河边开进时，军委又根据彭德怀建议电令该军暂不渡河。于是，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复折回麻春堡地区阻敌北进。此时，敌关麟征师已突进到靖远附近，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张遂令五军于３０日全部随船渡河，待命行动。此后，河东、河西的红军即被敌军割断。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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