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灯笼” 1934 年10 月中旬，中央苏区红军经过一年英勇奋战，未能打破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不得不退出福建和江西两地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的曾希圣率部随中央军委机关行动。此时，曾希圣的心情异常沉重，离开中央根据地，情报局没有固定的驻地和场所，部队不停的行军和打仗，给情报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这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决不能出任何问题，否则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夫。为了做好长征途中的情报保障工作，曾希圣绞尽脑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灵活安排，把二局所有侦收译电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根据时间计算路程，安排前后两队的宿营和出发时间。于是规定，第一梯队行军时，第二梯队在原地坚持工作；第一梯队到达目的地架起天线调好机器正常工作后，第二梯队马上拆下天线机器装箱进行行军，赶过第一梯队，到达下一个宿营地进行架设天线安装机器开始工作。这样，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持24 小时侦收敌人电报不断线，破译敌人密码照样进行。12 月上旬，二局侦获敌人已在湘西、湘南集结重兵企图围歼红军去湘西的途中这一重要情报，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毛泽东等人不顾“左”倾路线的高压，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力主改变行军路线，得到了中革军委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红军占领通道后，立即进入贵州，占领黎平，促使党中央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后，红军拨开迷雾见晴天。毛泽东在党内和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由此，毛泽东对技术侦察工作更加予以高度重视和关心，并亲自过问二局的工作，给二局的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和鞭策。随后，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指挥红军占领娄山关，二占遵义城，俘敌三千，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最大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根据二局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充分运用其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声东击西，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不断地调动敌人，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大踏步地机动作战，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是红军以少胜多的军事史上的光辉范例；长征途中，敌军又发觉红军情报人员可能破译了他们的来往密码电报，决定实行“狡兔三窟”的办法，一天换一种密码，有时一天换三次密码，甚至一报一密。这样一来，虽然增加了军委二局情报工作的难度，但也时常被二局破译出来。敌人大为震惊，惊呼道：“共军真是神乎其神，我们的部队赶往作战地点，还在半路，他们就知道了！” 为了让二局全面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更好地分析敌情，以便给总部及时提供情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毅然决定，凡中革军委发给各军团的重要电报，均抄送一份给二局。 爬雪山开始了。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地图上标注的海拔高度主峰是4500 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道路险峻难行，它就像一条身藏浓雾之中而昂首窥视的巨蟒横亘在中央红军的面前。从山下到山顶，蜿蜒曲折，距离有10 多公里。上午爬山，呈现眼前的景色是偌大的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从，铺撒在茫茫浩瀚的“六月雪”中，这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但一过中午，队伍刚走到半山腰时，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狂风呼啸，雪花飞舞，随后又是毛毛细雨，霎时，四周银装素裹，成了一座银白的世界。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由于山上空气越来越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路，不管多累，也不能停下来休息。否则，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不少人呼吸困难，脸色苍白，冻得直打哆嗦。二局的指战员们随着大部队行军，不畏艰难，坚持一步一步地踏着冰雪奋勇前进。曾希圣和报务员、译电员以及机务员们，除背着自己工作生活所用的物品行李外，还争先恐后地帮着运输队员们抬机器、扛行李、拉牲口，艰难地爬上山顶。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爬雪山，是上山不易，下山也难。从山顶往下行走时，坡陡路滑，有的双脚一伸，干脆坐倒在地，两只手紧紧地抱着机器和行李，顺着山势一溜滑下，既快又省力。刚到宿营地，二局的人员又不顾疲倦，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情报工作中去了。待整个宿营地簧火四起、鼾声一片时，曾希圣已把审核完毕的一份份军事情报，拖着疲倦的身躯，送往中革军委的领导…… 1935 年6 月12 日，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军委二局同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右路军，于8 月21 日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整个草地的景象，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不见人烟，只见水草莽莽”，千里沼泽，“夐不见人”, “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的真实写照。我们的红色战士，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舞火，食青稞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路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二局的同志在曾希圣的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一致，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看着二局的队伍带着机器设备都过来了，曾希圣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正当部队准备北上之时，张国焘却拥兵自重，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竞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诬指北上是右倾逃跑，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张国焘同时电令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也全部南下，电报发到了右路军司令部。曾希圣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当即报告了时任右路军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剑英连夜骑马赶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当即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事不疑迟，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北上甘南。部队出发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叶剑英秘密通知二局做好转移的应急准备，并特别强调要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3 人先行一步，以便缩小目标。接着，为慎重起见，叶剑英和彭德怀又商量了二局如何整体转移的细节办法。 叶剑英向曾希圣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境地，曾希圣沉着平稳，冷静机智地进行着周密安排。他立即派人骑马追回二局外出背粮的2 0余人，并叫二局人员晚饭后提前休息睡觉，并提前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安排妥当以后，曾希圣便同曹祥仁、邹毕兆一起，以夜间查铺查哨的名义悄悄离开了二局的驻地，连夜赶到了中央机关所在地。半夜里，万籁俱寂，天空黑乎乎的。按照预先安排，二局的其他同志，既不吹号，也不点灯，一个叫醒一个，收拾好行李，用麻布片绑上马蹄，悄悄走出了驻地。这支队伍，行军时既听不到一个人的说话声，也听不到牲口的鸣叫和马蹄声，于天亮前全部赶到中央机关驻地。 曾希圣集合队伍，向早已等候在山坡上迎接二局的同志的彭德怀军团长报告说：“军团长，我们二局的同志都过来了！” 彭德怀见二局人员一个都不少，且全部脱离险境，顿时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放心了，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了！” 曾希圣笑笑，说：“我们二局时刻听从党中央号令，时刻跟着党中央走… … 随后，彭德怀又拉着曾希圣的手，激动地说：“是啊，是啊，我们共同跟着党中央走。希圣同志，你又为党立了一大功啊！既保证了二局全体同志的安全，又保证了往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情报供应。” 1935 年10 月19 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零九天，纵横11 个省，行程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在此期间，二局也分秒不停地工作了一年零九天，胜利完成了艰巨而伟大的情报工作任务。曾希圣和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二局，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为保证部队行军安全和作战胜利，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重重困难，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怕疲劳，顽强拼搏，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严密监控敌台，及时破译密码，想尽一切办法，迅速、准确地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出色地完成了技术侦察任务，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军委二局在长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叶剑英于1975 年回忆长征时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样；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 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毛泽东对二局的工作很赏识，评价很高，称赞二局是“好的二局”。他很形象地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他还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时特别提到曾希圣的二局，说：“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朱德和我了。”毛泽东经常对人说，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 “我们和蒋介石打一仗，好像玻璃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叶剑英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曾希圣不简单，可以识得天书（指无线电密码）。”他还幽默地说曾希圣是“能读天书的人”。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二局的工作十分重视，对二局人员的安全和生活关怀备至，红军进入甘南地区，敌情比较复杂，毛泽东亲自向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交待，要保证二局的绝对安全，一个人也不能丢。这样，红军视二局为革命的“宝贝”，每天队伍出发时，左权参谋长都亲自站在路边，检查队列，清点人数，直到二局人员全部走完了，才动身去追赶部队。在一次休整期间，毛泽东将他的马匹和担架，让给二局患病的同志乘坐，他自己则随部队步行前进。曾希圣始终不能忘记，每当部队或群众给毛泽东送来战利品或慰问品时，毛泽东总是惦念着二局，总要分‘些给二局的同志。中央领导的关怀和照顾，让二局全体人员深受鼓舞和教育，进一步增强了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甘做革命的“鲁班石” 1935 年12 月2 日，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在陕北保安会合，大家都很高兴，情报队伍又壮大了，大家欢聚一堂，进行友谊联欢。军委主席毛泽东亲临会场讲话，勉励大家要“搞好团结，安心工作，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曾希圣十分高兴，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大家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共同努力，把二局的工作做得更好。 当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净，共同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请示有关二、三局的组织调整问题。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为便利开展工作，形成合力，决定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3 个技术侦察部门正式合并，于12 月5 日这天成立了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罗舜初任副局长。 12月8 日，军委二局和三局在保安举行联欢庆祝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出席。开会之前，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情报队伍合二而一，你这个当局一长的可更加神通广大啰！” 曾希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报告毛主席，家是大了，可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组合型家庭，这个家长不好当啊！” 毛泽东一怔，忙问道：“你这个能识天书的人，又碰到什么问题呀？” “是这样的，有些同志产生了不安于位的情绪，想换换工种……” 毛泽东说：“那我得好好讲一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帮你排忧解难。”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在讲话时，针对二局和三局一些同志在长征结束后产生的不安于位的情绪作了一番开导和教育，并且特别强调了技术侦察和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像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学识渊博，喜欢引经据典去说明问题和讲清道理，知道他肯定要讲“鲁班石”的故事，于是都竖起耳朵聆听着。 果然，毛泽东给与会者讲述了一个民间流传的修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这样，辛辛苦苦千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于是，匠人们四处寻找，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锤草用的石头挺合适。搬去一试，正好不大不小。石桥终于修成了。原来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的。鲁班从此路过，量量桥身，又看着准备的石料，就知道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偷偷地按尺码量好一块丢下，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鲁班石’……” 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停了一停又说道：“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毛泽东寓意深长，借用这个故事说明二局和三局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大家要充分认识技侦和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要树立革命事业心，安心本职工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那以后，大家深受感动，二局和三局的同志就常用“要做革命的鲁班石’，这句话来激励和鞭策自己。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上空，风云骤变。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安危，东北军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发动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各派活动频繁，国民党军各部电报往来密集，都被军委二局侦收到了。 12月13 日清晨8 时许，二局电译股股长陈初福刚走进窑洞办公，值班译电员交过来一份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报，说：“这份电报很奇怪，缺字很多，连不成句。”陈股长接过来一看，译电稿上断断续续显示着“兵谏”、“留省、反省”等字样，按其意思，有的还没有看懂，他大吃一惊，觉得这份奇怪的电文非同小可。他马上摇通了曾希圣的电话，曾希圣立马赶过来了，陈福元汇报说：“曾局长，这份电报很重要，但缺字断句太多，还没有完全破译出来… … ” 曾希圣接过来一看，眉头马上皱了起来，他一字一字地进行琢磨，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按着字的本义，喃喃自语道：“谏也，意为对君主或上司的规劝；留，意为不使离去，或挽留，或扣留；省也，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 曾希圣凭着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和日常观察分析能力，马上兴奋起来。根据前些时候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发现蒋介石准备在12 月中旬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撤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职务，让蒋鼎文和卫立煌两人取而代之。曾希圣想，是不是张杨两人被逼“犯上”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兵变？ 曾希圣的脑海高速地运转起来，凭着娴熟的侦破技能和造诣颇深的文字功底，他反复往电报上填字进行连句，待有几分把握之后，郑重其事地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起来。此时，曾希圣觉得事关重大，马上拿起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朱德，然后将电报内容稍加整理，径直去军委当面汇报情况，接受军委的指示。曾希圣从军委回来后，把译出来的和没有译出来的电文又检查了一遍，并说如有急报，要尽快译出来。曾希圣又告知三科胡立教科长，严密监控东北军、西北军和在甘肃的中央军以及驻河南的各中央军电台动态，同时要特别密切注视何应钦指挥的中央军和胡宗南部队的行动，防止“亲日派”利用张扬扣押蒋介石的机会，投靠日本，制造新的内战。 在那段非常时间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曾希圣和军委二局不负众望，日以继夜的工作，想方设法汇集各方面的反应，了解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西安的情况，密切注视和掌握有关军队的动向，将所获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配合党中央代表团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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