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的光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集中地体现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代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身上。 《共产党宣言》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上所述，孙中山在流亡欧洲以及后来在欧洲考察社会党国际时，就曾学习、研究过《共产党宣言》以及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形成关于避免走欧洲资本主义老路的“节制资本”思想以及后来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党宣言》对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如中国社会党，无政府主义等，也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作为自己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也就没有能够领导中华民族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问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陈望道翻译并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出版的。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因受十月革命影响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受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先是在浙江一师任语文教员，后因闹学潮辞职回到家乡。正是在家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小柴屋内，陈望道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翻译了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为什么要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人的推动。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当时还比较进步的戴季陶是《星期评论》杂志的编辑，他们二人分别为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英文本和日文本，让他翻译，并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 1920年3—4月间，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但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也叫共产党（即后来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是书记。研究会想出版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又苦于无经费。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并商谈中国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知道后非常重视，便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这里问世了，时间是1920年8月。 《共产党宣言》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1920年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和共产主义的书，其中有三本书特别铭刻在他的心中，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讲到：“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通过读《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例如，1919年，周恩来还在日本留学时，就通过日本的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了解了《宣言》一书，1920年10月赴法留学，和当时先行留法的蔡和森等人一起继续学习《宣言》，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十分重视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曾打着手电筒在晚上读《共产党宣言》，并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获得民族独立和人们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领导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仅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进一步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切都跟《共产党宣言》思想指导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宣言”，就是直接参照《共产党宣言》拟定的，这对于推动中国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个是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拟定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稿，其中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具体讲，就是要实现经济方面的生产资料共有，政治方面废除国家政权，社会方面消灭阶级；二是讲目前斗争的策略和任务，就是要以俄为师，组织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三是讲斗争的结果，即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建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文献应当说是我们党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最初应用，对后来党的纲领路线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9年红四军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我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和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道路的实践方案。其中既讲到我党领导下的红军的革命斗争的总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反官僚资产阶级，又讲到革命斗争的十大政纲，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 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联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很明显，这里的十大纲领参照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但又进一步结合了中国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与《共产党宣言》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例如，我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实行的土改制度、多种经济并存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实行的合作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8小时工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多种经济制度、累进税制度、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等，都与《共产党宣言》思想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讲“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也都是对以《共产党宣言》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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