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移民：从卫所到腹地；从平原到山区 洪武二十四年，登州境内只设有登州卫和宁海卫，洪武三十一年，增设了大嵩、威海、靖海、成山四卫和宁津所。弘治年间，登州府境内增设4所，也就是一个标准卫的兵力。按标准配置，至洪武三十一年，登州府境内合计有卫所军人及其家属12.2万，已占当时登州府境民籍、军籍人口总数的14%。 从洪武末年至弘治年间，登州府的土著人口大量流失，而地处抗倭前线的军卫人口则应处于严格管理之下，不大可能外流或变动户籍。如此，至嘉靖五年（1526年），登州府的民籍人口只剩44.7万，而按照4‰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军籍人口则可达到20万人，占登州府地区总人口的近30%。如将弘治年间新增设的一卫兵力考虑其中，军籍人口占当地总数的30%应是没有问题。 在有关移民史的研究中，曹树基先生已经证明，洪武末年建立的军卫其军人大都来自云南、四川。所以，在今天山东莱西、招远两县《地名志》记载的自然村中，截止永乐年间，大约有12%的村庄来自四川、云南。实际上，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登州府境内所设两卫的军人不可能来自外地，人口密集区的卫所军人大都取自当地。譬如，今荣成谷牧（刘氏）家族祖先即是戍守宁津所的军人，来自百余里外文登某村，后于当地婚配，留住下来。其刘氏宗谱可查。因此，实际上外地军人只应占全体人口的20%左右。由于曹树基先生所获取的自然村资料来自原登州府最西部的莱西和招远，实则，愈往东部，军籍人口的比例应该愈高。正统年间，人称登州府宁海州一带是“军多于民”；宁海一地驻有两卫，……至正统年间，军籍人口已大约有4万了，这意味着宁海州的民籍人口已经少于4万人口了，与洪武年间相比， 沿海地区耕地不足，卫所战士由是到内地垦荒。如正统元年十二月丁丑，“命山东靖海、成山、威海、百尺、宁津、浔山六卫所军余俱寄籍文登县佃耕民田（《明英宗实录》卷25）。” 又如正统五年三月乙巳，“……靖海卫……屯田皆在莱阳等县，离卫二百余里。”靖海卫的屯田竟然设在离卫200余里远的莱阳，不能不说登州府的民籍人口损耗已经十分严重了，也表明，卫所军人从海防前线短距离迁移至胶东半岛腹地成为可能。 史料表明，卫所军人大都不愿屯田，而更愿意戍守。至少，卫所的军官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大多数部下躬耕田亩，……尽管如此，从职业的角度讲，卫所军人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军人，而是农民。同理，卫所军人家属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农民，对于那些屯军家属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有很大一部分军人驻于城市，他们的余丁及家属所从事的，主要应是工商业而非农业。军人中还有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此称为“军盐户”。军匠户是军卫所辖匠户。卫所军人中还应包括其他多种专门人才，从事其他各种行业的工作。这些军籍人员也必将在一定时间后化而为民。 通过对军户、匠户、灶户、渔户、商人这五大非农职业的分析可以得知，明代人口的“职业”多与“户役”紧密相连。……五大非农“职业”人口并非纯粹的非农职业，而是互相交织，既有卫所农民、卫所工匠、军盐户及卫所商人，也有匠户商人，还有灶户农民和灶户商人，甚至渔户也可能向农民及其他行业转化。 这种情况之外，还要考虑短距离内民间的自由迁移，这是明代移民的另一模式。由于中国古代移民运动的主体是农业移民，他们的迁移，是一种趋食性的迁移。原居地人口的相对密集，土地资源的相对紧张，使人口外迁成为可能。而短距离的民间的自由迁移例子很多。 明代中期后，随着番薯、马铃薯、玉米、花生等适合山区生长且产量较高的作物由南美洲经南洋传到中国，以及在中国由东南沿海向四周的传播，使平原向山区移民成为可能。从胶东半岛看，比较古老的村落多座落在相对平缓、土壤比较肥沃的河漫滩或其他平地。明中期后，人们向丘陵山区移民成为可能。 （本文主要引用了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以及部分网络上发表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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