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通过查阅原威海卫、荣成市、乳山市的《市志》，发现一个问题，明初军籍移民中，凡是在卫所担任一定官职的，其原籍记载通常比较明确，而一般军户则比较笼统。如： 《威海市志》记载：1403年（永乐元年）陶鉞任威海卫指挥佥事，陶系安徽凤阳人； 1415年（永乐十三年），苗玉任威海卫指挥佥事，苗系江苏淮安（山阳）人；1419年（永乐十七年），毕文敬任威海卫指挥同知，毕系安徽巢县人； 上述三人的后裔均在威海卫落籍，居住于卫内或周围8个村庄。 此后在威海卫任职的其后裔在当地落籍的还有： 直隶顺天府通州人刘得（第一任指挥使）； 河北安次人李忠（指挥佥事）； 江苏兴化人戚林（千户）； 江苏常熟人周贵（指挥使）； 安徽泗县人董旺（指挥佥事）； 河北昌黎县人王信（指挥使）； 安徽灵壁人李玉（指挥佥事）。 此外，还有明初任指挥同知的江苏淮安人阮成、任百尺所千户的安徽宣城县人谢氏等。 《荣成市志》记载：宋代以后，境内经历两次较大移民活动，第二次为明朝，境内设二卫二所，因功受封的军官及士兵大批入籍定居。如：成山袁姓，洪武十三年封成山卫指挥佥事，由安徽定远县入籍；成山唐姓，始祖唐斌洪武十三年封成山卫指挥使，由宝应县入籍。 《乳山市志》记载：芦头、水头于姓系明永乐年间由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王姓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刘党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洪武年间，李姓由江苏上元县迁入牟平，后裔析居乳山； 明永乐年间，金乡李姓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洪武年间，江苏赣榆张霖从军落籍宁海城，其后裔析居乳山； 明永乐年间，所后张家庄张姓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黄村张姓从云南迁入； 明永乐年间，孙家埠孙姓由小云南迁入； 明永乐年间，小疃孙姓由小云南迁入； 明永乐年间，台依村徐姓由江苏昆山迁入； 明永乐年间，林姓由福建莆田迁入； 明永乐年间，马林由安徽凤阳府临淮县奉旨移民海阳所； 明永乐年间，赵姓从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朝末年，杨家屯、六村屯杨姓从云南迁入； 明初，祖籍江苏邛江县胡海以军功受封宁海卫指挥，入宁海籍，万历年间其后裔一支迁入乳山； 明永乐年间，单姓由安徽凤阳府迁入； 明永乐年间，许姓由安徽临淮县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陈升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洪武三年，曹姓由云南昭通迁入； 明洪武年间，郭姓由云南迁入； 元末明初，冯姓由云南迁入； 元末明初，焉姓由河南鄢县迁入海阳所。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发现，凡是有名有姓，特别是有官职的，其祖籍大都比较详细，且多为安徽、江苏。而不记名者则大多笼统地称为从“云南”、“小云南”迁入。这是否说明一个问题，即家世显赫者，其家谱或地方志一般记述详细，故不把“云南”、“小云南”作为祖籍。而家世一般者，没有文化，也不可能入地方志，只能口传，故笼统地称从“云南”或“小云南”来的。但总的来说，原来在云南卫所从军，后又调入胶东卫所，而且大都是永乐年间迁入，这应该不是巧合，只是因家世地位不同而记述或口传不同罢了。 明中期后人口锐减 17世纪上半叶，北中国进入一个日趋干旱的时期。1630—1640年，北方旱情进一步发展，终于酿成继1580年以后又一次大旱灾。华北乃至华中、江南等地，千里赤野。与此同时，华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范围的蝗灾，飞蝗所经，草叶不存。在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没有活路的“土寇”、“流民”纷纷揭竿，……农民军、政府军、以及清兵互相纠缠，将中国北部、长江上游及中下游部分地区变成了一个人口的屠宰场，中国人口大量死亡。 至嘉靖五年，登州府在籍人口减少了39%，莱州府在籍人口仅增加了16%。可以想象，嘉靖以前，莱州府的在籍人口也 从明代中期人的描述来看，当时登州、莱州人口的锐减确实是相当明显的。弘治年间，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到了十分严重地步。……按照王世贞的说法，……人口稀少到了对倭寇没有吸引力的地步。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中，曹树基先生推测登州、莱州二府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当地居民越海迁入辽东半岛所致；实际原因可能更为复杂。 在洪武二十六年的山东布政司的人口分布中，东昌府的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地区。……东昌府的移民来自山西和本省的东三府。来自山西的移民大多在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即已迁入，来自山东的移民则多在洪武二十八年迁入。这也是胶东土著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青州府虽是人口密集区，但其南部人口并不密集，尤其是莒州一带，由于在元代末年受到一次大瘟疫的袭击，人口死亡很多。洪武时期，来自京师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及其附近的移民和山西移民一共大约20万人迁入这一地区。他们在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0%。最令人奇怪的是，属于人口密集区的青州北部，在大量输出移民的同时，也接受来自陕西及河北枣强一带的移民，且数量高达20万之众，个中缘由，尚不清楚。在同属人口密集区的莱州和登州两府我们也可以见到类似情况，至少有8万来自山西和河北枣强的移民迁入莱州，他们占莱州人口总数的11%。登州的山西移民和枣强移民数量更多，达到8万人，占全部人口的23%。 万历十三年的北方大旱对山东也有影响，济南府及兖州府东部地区受害最重。万历四十三年（1616年），山东全省大旱，胶东地区旱情也很重。“三月至九月不雨，千里如焚，蝗蝻遍野，人食树皮。次年春，大饥，人相食，饿殍载路，市卖子女”。（《福山区志》p6），次年，济南府及兖州府东部地区继续维持特大旱情。以后长期风调雨顺，直到崇祯十一年，全省性特大旱灾才再次发生，并持续到崇祯十四年。 崇祯大蝗灾开始于崇祯九年。这一年，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已经经历了连续几年旱灾的折磨。蝗灾出现于陕西渭河口及附近陕州等地，山西中南部及开封府黄河两岸地区，形成范围广泛的蝗灾区。 崇祯十年蝗灾向西进入关中平原，达凤翔府一带，向东则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南直隶一带，形成蝗灾区的东西横向扩展。 崇祯十一年，在连续而又大面积发生旱灾的条件下，蝗虫迅速增殖扩散，联合成西起关中，东至徐州一带长达1000公里的分布区。灾区西端宽度限于关中平原，东端则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宽度可达400—500公里，在北直隶大名府、广平府和山东东昌府一带形成重灾区。南阳盆地也遭受蝗灾，滨海蝗区继续发展，胶东半岛的登州府及济南府利津一带都形成新的蝗灾区。 崇祯十二年，陕西的蝗灾越过黄土高原向北发展，肤施、绥德、榆林等地也有蝗灾发生。山西沿汾水河谷平原出现了一系列蝗灾区。长江三角洲蝗害向西向南扩大影响范围，江汉一带沿江河的平原洲滩地也出现了广泛的蝗虫灾害。 崇祯十三年，除了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区。这一年，蝗灾区的面积达到顶峰。 万历年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的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九年，大同府疫情向西部扩散，朔州、威远都有疫情。同年，疫情也扩散至辽州。 万历十年，鼠疫有继续扩散的趋势。直至万历十四年，疫情才传至潞安府南邻的泽州。万历十六年以后不再见有类似记载，但疫情的沉寂只维持了不长一段时间，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开始，大同府又爆发了新一轮的鼠疫流行。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鼠疫从山西中部或北部流传到南部地区。 总之，从万历八年到十六年的腺鼠疫大流行，波及几乎山西全境。从万历三十八年开始至三十九年结束的肺鼠疫流行也是从背部开始向中部传播的，是疫对山西北部和中部影响甚大，对南部影响甚微。崇祯六年开始的鼠疫大流行可能是从山西中部地区发源的，然后向北向南传播。对于山西大部分地区而言，鼠疫流行期即是特大旱灾的流行期。 在万历九年山西大同鼠疫爆发伊始，鼠疫就从毗邻的宣府传入北直隶境内，并通过北京传入北直隶的中部和南部。在北直隶八府和宣府地区，仅其东端的永平府和南端的大名府未见是疫的记载。崇祯时期的北直隶地区的鼠疫流行从南部向北部扩散，又因李自成的流动从山西北部传入北直隶北部，呈现南北两头向中间传染的趋势。 尽管万历十三年的大旱和大疫都波及到山东，但只涉及山东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而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山东连续发生全局性特大干旱，人口减少是必然的。 在北方地区，崇祯灾情要比万历灾情严重得多。与万历年间相比，崇祯年间北方旱情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大，与旱情同时发生的的还有波及北方及长江流域的蝗灾。此外，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范围和为害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万历年间，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战乱，北方人口的死亡也就大大超过了万历年间。就崇祯年间的旱情看，山东东部明显要高于山东其他地区，人口的死亡率较高也是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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