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在胶东地区，民间关于祖先来自云南或小云南的说法非常普遍，而在山东西部及华北地区，民间则普遍认为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 据福山区政协移民调查组统计，明代移民建村124个，除无法考证移民来历的31村， 其余93村分别是从全国各地迁来建村的25个，从云南迁来建村的5个，从被称为“小云南”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或河南固始县迁来建村的63个，占有移民来历记载建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以上。其中，福山区臧家村就是明初由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始建的村庄之一。如果对胶东半岛各地明初移民进行全面调查统计，来自所谓“小云南”的移民所占比例不会比福山区少。 “小云南”到底在哪里？说法也很多，一说为河南固始县，一说为江苏赣榆，一说为云南乌撒卫，一说则认为小云南就是云间府（今大同）之南，即“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流传极广的民谣，似乎也说明胶东人的祖先也是山西移民。 关于小云南的问题本节暂不讨论。 实际上，明初官方大移民真实的情况与民间的说法、族谱记载，甚至胶东诸县的方志记载大为不同。 明初，中国北方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一个是山西的东南部（就是民间所说的“山西洪桐县”）；另一个是山东以益都为中心，包括青州、莱州、登州东三府（现在潍坊、日照、青岛、烟台等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传说是“山东枣林庄”），还有河北中部偏西的地区（现在石家庄，衡水一带；山东北部的传说为“河北枣强县”），这三个地区曾在洪武、永乐年间大量输出移民。 根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研究成果，其第一卷《大事年表》中列出胶东移民有关事件如下： 洪武四年，闰三月，迁北平、山东二省元汉军46705人于北平诸卫。五月，明军从山东登州渡海进入辽东。 洪武七年，一月，迁山东青州、莱州军人11394人于辽东定辽都司。 洪武九年，二月，迁扬州军人1000人于山东登州卫所。 洪武二十五年，迁山东登州、莱州两府贫民无恒产者5635户于山东东昌府。 洪武二十八年，迁山东青州、兖州、济南、登州、莱州五府每户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及小民无田者1051户，4666口于东昌府。大约有18.5万枣强移民移民迁入青州北部地区；1.8万河北移民以及1万来自其他地区迁入莱州府；大约有15.8万山西移民及2.8万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登州府；自此时，东昌府接纳由山西及山东东三府等地迁入的民籍移民约为14.5万人。 洪武三十一年，在山东莱州、登州二府地设灵山、大嵩、威海、靖海、成山无卫及一个千户所。至此，登莱地区卫所已基本设置完毕，达9卫5所。新设卫所军人的家属多于洪武以后迁入，估计该地军籍移民约为10万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军人是云南四川等地调入的。永乐年间，迁入的军人家属大约有6万人口。 永乐二年，十月，迁山西洪洞民户于山东莱州府潍县。 永乐五年，迁山西平阳、潞州，山东登州、莱州等府州民户约5000户于北京上林苑（南至武清，北至居庸关，东至白河，西至西山）。 永乐十年，迁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府民户丁多者于兖州、东昌等府。估计迁入东昌府的移民大约有2.5万人，迁入兖州府西部地区的移民大约有6.5万人。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迁长沙护卫官军往辽东3000户，往宣府2000户，往山东不详。 从这些材料可以明白地看出，明初农业移民主要是人口密集区的人口向人口稀疏区移动。只有在山东东部地区，才见到似乎是相反的例子（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十二章对明代人口和明代历史的新认识p456），即：胶东地区一方面大量迁出移民，另一方面也大量迁入移民。 明代前期，主要是洪武时期和永乐时期，迁入胶东的移民主要有如下来源：一是山西移民；二是河北移民；三是来自云南、四川的军籍移民；其他也有来自扬州、长沙的部分军籍移民。根据曹树基先生的推算，洪武年间胶东地区迁入移民共计18.5万，其中，来自山西的移民约占64%，有人口11.8万；来自四川、云南的军籍移民约占35%，有人口约3.5万。 土著依旧是胶东人口的主体 明代前期，胶东半岛上的莱州和登州两府情况颇为相似，号称地狭人众。然而，根据后世民间说，表面上看起来，土著却并不很多，移民倒是不少，且以军人为主。 看看登州府莱阳县和招远县的情况，洪武年间建村31个，其中原籍本区10个，山西14个，四川7个。而永乐移民的比例更高，明初的村庄中至少58%建于永乐年间。通过系统标准化处理，得出这两县洪武年间的土著比例为56%。这期间，移民以山西人为主，所谓来自四川的移民，皆号称来自建昌卫，即今四川西昌地。（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曹树基著第五卷） 为什么胶东半岛上会有如此众多的外来移民，且移民中的一个很大部分竟然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或者说云南，或者说四川。这两个地区在洪武时期是典型的人口稀疏地，也是移民输入区，何以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移呢？ 民国《莱阳县志》中用了很长篇幅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廿余族。余各姓除从军或流寓，历年尚少，则凡传二十余世，历五百余岁者，大率相同。而能确定其原里居，亦无多。族十八九漫称云南，又谓户有占山买山，宋元旧家则为漏户。及诘其所以迁徙及何以占山买山？何以旧家若是至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荐绅世家亦语焉不详。 莱阳一带关于祖先来自云南的说法如此普遍，从上述记载中即可得知。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来到此地，迁入的年代据说是洪武二年，却存在大大的问题。因为洪武二年，云南根本不在明王朝版图之内，所以，洪武二年从云南迁民至胶东一事也就无从谈起。 是否这里的“小云南”并不是今日的云南，而是其他什么地方呢？于是关于“小云南”的地理方位也就有了假说。 民国《莱阳县志》中继续说：或谓云南为豫南之讹，或谓小云南在安徽境，或谓小云南为山西地，亦均之无稽。虽然，要自有说，意即洪武四年山后内徙之民也。盖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曰郡、曰州、曰府、曰路，自惜即以云称。晋察绥之交，战国赵曰云中，故城治今托克托；秦汉置云中郡于此；北周置云中县治，今大同；隋改云内县，治今怀仁；唐置云中郡，兼置之州，治今大同。宋于此置云中府路；辽以古望川地置云县，金改为州，元因之，治今赤城县望云堡。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称者。 大有将云南化为“云中”之南之意味。这一转化便使得胶东人民口碑中流传的“小云南”成为“云中”之南了，也使得这一移民活动得到了历史文献的认可，从而成为信史了。然而，以“云中”之南作为云南的代称却不怎么令人信服。民国《牟平县志》就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虽无据而近理，但本县间有能举其自云南某县某地来者，未必尽系传闻之误，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载，或人民自动迁徙亦未可知……” 《牟平县志》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今崂山县地名志中所列各种族谱的记载中，出现最多的是云南乌撒（乌沙）卫这个地名。 乌撒卫是洪武年间贵州都司所辖的一个军卫，治所在今贵州省威宁。由于洪武年间贵州布政司尚未设立，贵州地分属四川和云南辖，乌撒府恰好处于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的位置上，终明代，一直是四川的辖境，而作为军卫的乌撒卫所属，很可能驻守于云南境内，如乌撒后所的驻扎地就在云南的沾益州境内。胶东半岛上众多族谱中出现云南乌撒卫一词，似乎证明这里的云南应该就是今日的云南省，而不是什么“云中”之南。他们之所以能迁入胶东地区，最大的可能就是军卫的调动。所以，在论述洪武移民时，我注意到莱西、招远、昌邑一带除了云南的移民村外，还有来自四川的移民村。显然，如果也是乌撒卫移民的话，四川作为他们的原籍是最准确不过了。云南与四川这两个地理概念在这个时代是相当含混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 再谈谈乌撒府。明代洪武年间的乌撒府是一个土府，今天仍是彝族、回族和苗族聚居的地方，故设自治县以辖之。作为一个设于土府境内的军卫，可能有士兵的介入，但士兵绝不可能占军卫人口的多数。如果胶东地区的若干风俗带有彝族或苗族的某种风情的话【赵振绩《山东半岛人（蓬莱赵）氏的由来》国学文献馆，台北。1984】，也只能推测长期驻扎于彝族、苗族聚居处的汉族军人，已经在生活习俗上融合了异族的某些成份，并将其带到胶东。 民国《牟平县志》的记载中，也出现了若干有关洪武年间从云南移入之氏族。由于记载的简略，我们无法对其可信度进行检验。总之，一般说来，从云南移入山东不大可能是民籍移民，而应是军籍移民。 的确，莱州府和登州府是一个以军卫人口为主的移民区。洪武时期，莱州府先有莱州卫和雄崖、浮山二所，洪武而十一年，增设了鳌山卫，洪武三十一年又增设了灵山卫。弘治年间，又增设二所。登州府洪武年间有登州卫和宁海卫，洪武三十一年，增设了大嵩、威海、靖海和成山四卫和宁津所，成化年间，又设四个千户所，差不多已是一个卫的兵力。以至于当地人称“军多于民”。这里虽说的是正统年间的事，但宁海一地，有两卫军人就已经“军多于民”，说明民籍人口的稀少。 这些新增卫所的将士极有可能从云南或四川的卫所中调入。由于新设的卫大部分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设立的，家属调入时间可能会晚一些，即可能在永乐年间迁入。因此在地名或氏族资料中，既有洪武年间迁入者，也有永乐年间迁入者。 莱州和登州两府合计，洪武末年，共有9卫3所，约53 760名将士。合计军籍人口约16万。在人口密集之区，卫所战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当地人口充任的，所以属于军籍移民的肯定不足此数。设当地壮丁占军籍人口的20%，军籍移民的数量约为13万左右。又由于部分卫所军人及家属迟至永乐年间才调入，故洪武军籍移民人口的数量只有8.5万左右。统计数字显示，洪武二十五年，两府共有军籍、民籍人口162万，卫所的军籍移民相当于总人口的5%。 再来谈谈莱登两府的土著。从《明实录》中的有关记载看，两府在洪武时期皆是地狭人众之地。从户口数上分析，这两府每县人口众多，与青州府不相上下，因此才有大量移民外迁。然而，在民国及今天的氏族和自然村统计中，土著的比例却非常低，仅占总人口的60%左右，让人迷惑不解。 民国《莱阳县志》指出：以氏族言，隋唐前无论矣，宋庆历间趣果寺提名碑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流离，或丧乱灭绝，或谱牒损佚，皆弗明矣，又况碑所弗载者乎？而县中望族於赵氏外，有盖系元明新迁，是其与社会所关不甚钜欤。 它认为，这些土著混入了其他人口之中：而莱阳自金元以来，用夷变夏，屡经兵祸，民之死于锋镝或掳掠流徙者当不知凡几，用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荒，谓之占山。后至者，购熟地耕种，谓之买山。其土著遗民得脱于兵匪驱掠者，谓之漏户。而迁者不望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似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亦犹吾东府人侨居关外，概呼登莱为海南耳。……惟当日迁自小云南者，或不如传闻之众。即称为漏户者，亦当不如现时之少。是则历时及清，迭遭残杀，死亡流离，宗谱损毁，或畏避徭役，迁自他出，原无谱牒，历年既久，传闻失实，遂胥附于迁自云南只说矣。 从上述统计结果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的。因为，来自云南或四川的移民虽然有一定的数量，但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是不大的。土著人口虽然比人口统计数中所反映的要少，但在当地仍是人口的主体。其实，土著人口数量的不足应与土著人的外迁有关。 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有6000余户东三府人迁入东昌府，根据茌平县三府移民的比例，莱州和登州两府有2000余户移民迁入东昌。迁往河北的山东移民也有相当数量，直至永乐年间依旧如此。登莱两府的人口在迁往鲁西及河北地区的同时，还有大量迁入辽东的可能性。理由如下：一、偌大一个辽东，仅有50万人口居住，抛荒的土地不在少数；二、登州抵达辽东，泛舟极为便捷，一天一夜即可；明初，人口极为密集的莱登两府近邻，存在这样一个人口极少的农垦区，而它们在行政上由同隶属山东布政司，无疑会对莱登两府人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弘治年间，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登莱的外流人口主要是民籍，民籍居民的减少导致了整个人口中军籍人口比例的增加。 另外，有人认为：元代，库库楚被封宁海王，其领地包括大部分胶东地区。库库楚征伐云南过程中掠来大量的人口迁居胶东。有元一代，是汉人屈辱不堪的记忆，有好多事实被刻意淡化掩埋。这些居民的后人不愿回忆遭受凌辱的历史，也把迁移时间定在明初。从推理上，这种说法也是可信的。 |
Archiver 手机版 小黑屋 爱我华中王
( 皖ICP备07008304号-26|
皖公网安备34010402701869号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3
微信公众号
添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