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性”问题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奴隶制法律制度，是十分野蛮残酷的。高踞于整个社会上层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对于法律的垄断控制，也是相当专擅严密的。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奴隶制国家的法律制度，从一产生时起，就具有所谓“专制性”的特点。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进而把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及其社会制度，归纳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范畴。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无论东西方，所有古代奴隶制国家，都是城市政治国家，又叫城邦民主制国家。它属于全体自由人亦即城市政治公民的国家，也就是那些拥有政治权利和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集团的国家。古代的自由人或自由民，不仅仅是指他们有人身自由，因而有别于奴隶和刑徒；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享有政治自由，是国家政治公民，拥有政治权利。在古代奴隶制社会中，既有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也有自由人中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但是，所有自由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因此，这种城市政治国家，实际是一种城邦民主制的，而不是什么专制主义的。 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亦不例外，只不过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城市政治国家，而是表现为一种宗族城市政治国家。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以家族和宗族集团为内涵，每个国家都由一个或几个宗族组织构成，国家形态与宗族结构是合二而一的。具体地说，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国家的特点，是存在着家族和宗族结构。其自由人与非自由人，都是以家族和宗族集团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家族和宗族组织也分为政治上自由与非自由的两大类。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家族和宗族的国家。当时，掌握国家政权、决定国家命运的，就是那些自由人构成的自由的家族和宗族。 在这种宗族城市政治国家中，国体是宗族城邦制和民主制的，政体则是宗主世袭制和贵族制的。作为国家政治公民，所有自由人即自由的宗族及其成员，都享有其应得的政治权利。例如：按照规定依法占有土地的权利，充当甲士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参与国家祭祀特别是祭祖的权利，享受国家救济的权利，受国家保护免于沦为奴隶的权利，尤其是拥有参与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所以说，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同样存在着民主制。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是以宗族城邦形态出现的，其民主制也有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宗族城市国家的国君就是宗主，宗主按规定是世袭的；不仅如此，执政的贵族也是从小宗的宗主中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执政贵族不一定从固定的一个宗族中世代产生。所以，尽管普通平民拥有议论或反对执政贵族的政治权利，并且也可以发表废立国君的重大意见，但并不能最终改变宗主世袭制。也就是说，无论国君还是执政贵族，换来换去仍是各级宗主；而且执政贵族照例要由国君委任，普通平民是没有直接推举执政贵族的权利的。从这些方面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存在着宗主制度，其民主制又是有限的；它实际是一种宗族民主制。这种宗主制与民主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29] 因此，主观地人为地强加给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奴隶制国家一顶“专制性”的大帽子，实在是不合适的。 在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产生，是宗族城市国家与城邦民主制瓦解以后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与周王室的权势地位急剧衰落，他已完全无法控制天下。于是，便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在兼并称霸的战争过程中，大批宗族城市国家和贵族宗主相继灭亡，以周王国为中心的宗族城邦国家联合体迅速瓦解。他们原有的封国封邑，被划为新的行政单位，或者设置郡县，或者设立都邑，统一纳入封建君主的集权控制之下。他们的族类离散后，成为按地域重新编制的臣民，由专制君主任命的地方官员统一管理。原来的国家政治体制，从贵族政体转变为官僚政体，由专制君主任命的各级官僚辅助执政。这样，整个国家的各级政权都集中到君主一人之手，封建专制主义制度遂应运而生。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中国从古代奴隶制国家一产生时起就具有“专制性”特征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探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只能从具体的中国历史实际中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探讨中西方法制传统的差异，也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任何形而上学或教条主义的方法与公式，都是无助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而只会将它引入歧途。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原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2]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3] 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4]《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翻译组：《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99页。 [5] 《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1页。 [6] 《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第10页，第48—4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7] “印度”一名，原于印度河，梵语称“信度”(Sindhu)，义为“海洋、江河”。在古代各国的文献中，最早提到“印度”这一名称的，是波斯大流士铭文。司马迁《史记》对印度的历史，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我国古代史书中，印度一般被译为天竺、身毒等，唐代名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开始改译为印度。古代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地理总称，各国另有其自己的国名。据《大唐西域记》卷二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参见《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 )。 [8] 《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10—35页。 [9] 蒋祖棣《玛雅与古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0] 《世界史便览》，第105页；《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36页。 [11]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123、240、344—349页。 [12] 《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38页。 [13] 《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55—57页。 [14] 《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第24页。 [15] 《世界史便览》，第150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第48页。 [17] 崔瑞德 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8—499页。 [18]《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八十八《西域·大秦国传》。 [19]《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九十七《四夷·西戎·大秦国传》。 [20]《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海南传》。 [21] 详见拙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22] 关于“维新”路径与“革命”路径，侯外庐先生早有论述，见《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在比较中国与西方文明起源的不同途径时，张光直先生曾使用过“连续性”、“突破性”、“破裂性”的概念，见《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美术·神话与祭祀》之《后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但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与张先生的概念，内涵并不完全相同。 [23]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页。 [24]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25]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1页。 [26] 《中世纪的城市》，第35页。 [27]《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 [28]《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海南传》。 [29] 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87—3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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