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封闭性”问题 长期以来，在法制史学界，还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一种“封闭性”的特点。由于海上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其中也包括法制历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独立性”。正是因为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封闭性”，致使这种“独立性”很少改变，因而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孤立性”。这样一种“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达较早，规定了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和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途径；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着后来的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使中华法系的发展得以长期未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改变或中断，以至它在陈陈相因的缓慢发展中，表现出一种保守性、连续性和特殊性。总之，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中国地理环境的所谓“封闭性”立论的。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况且它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依据，即认为地理环境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由于地理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因而对某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历史特点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研究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都需要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入手。这也是恩格斯在撰著《爱尔兰史》一书时，之所以把地理环境列为第一章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还需要单纯地完全依赖于自然界而生存的早期社会发展阶段，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不应低估的。倘若不承认上述事实，就不是正确的态度。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自然地理环境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既不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固有模式，也不会改变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途径，从而导致人类社会演进的内在规律成为多线的。归根结底，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或者说主要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内在机制；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一般是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进化程序的。具体说来，中西方社会历史发展途径的不同，中西方文化传统与法制特征的差异，是不是由于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别所致呢？换句话说，这种不同和差异是不是由于中国是“封闭性”的，海上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西方则不是如此的呢？倘若我们把人类社会的历史重新翻到这一页，再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下，它所告诉给我们的事实真相显然不是这样。 首先，世界古代文明的起源，人类古代社会的发展，并不存在什么封闭不封闭的问题。因为所有古代文明的起源，起初都是像海洋中的岛屿一样，总是先在几个点或几个区域出现的；人类古代社会的发展，最初也都是单株的和封闭的，其势力范围都很狭小。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所说的那样： 最初的文明兴起于少数几个分散的地点，象茫茫夜境中的几座灯塔，象辽阔无人或人烟稀少的欧亚大地上的几片绿洲。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情形开始发生变化。[15] 列宁在《论国家》中也明确阐述道： 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16]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与交往不断扩大，直到进入封建社会，才发展成为一大片。到资本主义阶段，则形成一种世界性的经济体系。所以，从世界文明起源与古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封闭性”并不是唯独中国所仅有的特征。如果就世界史的范畴而言，即使到了封建社会也仍然如此。整个中世纪，尤其是其前半期，西方国家还不同样是各自封闭的吗？到它打破这种“封闭性”的时候，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晚期了。与此相反，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中国倒是早在纪元前的西汉前期，就已打通了途经西域的丝绸之路；北朝以后，又开辟了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还开通了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而据西方学者研究考证，中国的丝绸被带到西方，还可能比中国资料所证明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便到达了多瑙河河岸。[17] 与此同时，不仅有汉代的匈奴西迁，唐代的突厥西徙，元代的成吉思汗西征，而且各个朝代还有一些外国使节或商人等来到中国。其中毗邻中国的亚洲各国，自然无须一一列举。仅以远在西方东地中海世界的大秦（罗马帝国）为例，就曾多次派遣使节前来通好。例如：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遣使节，沿南部海路前来通好，向东汉政府献有象牙、犀牛角、玳瑁等礼物。[18] 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国王又派遣使节前来贡献。[19] 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大秦商人也常常来到中国南部的扶南（在今柬埔寨境）、日南郡（在今越南境）、交趾郡（在今越南境）一带通商贸易。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郡后，还被交趾太守吴邈送往京师建康，受到孙权的接见。秦论向孙权详细介绍了大秦的风土习俗，得到了丰厚的馈赠。[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发掘出土了大量3—6世纪的西方文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波斯萨珊银币、拜占廷金币及玻璃制品、金银器皿等。它们大都是经过通商贸易或遣使交往的渠道，相继传入我国的。[21] 特别是唐代的长安，更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居住着来自各国的侨民、商人、政府使节、留学人员等等。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为什么西方国家就不具有“封闭性”，而中国就成了“封闭”的呢？显而易见，中国古代法制特征的形成，是不能用所谓“封闭性”加以解释的，而是有其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的。 其次，商品经济发达与否，自然经济占什么地位，并不是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与海上交通也没有多少必然联系。诚然，古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但它并不是由地中海之类的地理环境因素造成的，而是受其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制约的。如前已述，古代奴隶制社会，一般是建立在铜器时代的物质经济基础上的。由于这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生产方式需要构筑在集体简单劳动协作的形式之上，个体劳动、个体家庭、个体经济很不发达。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奴隶制社会发展所经历的道路，是在氏族公社转化为家族公社后，由父权家族制的奴隶制形态，发展为宗族奴隶制形态。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尽管也广泛存在着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但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分别作为构成家族形态的基本社会细胞，以整体集合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祖先们，正是靠着这种集体的力量和协作的形式，在繁衍发展人类自身的同时，创造了人类社会灿烂的古代文明。而希腊、罗马社会的古代文明起源较晚，当它们的奴隶制国家正式兴起时，中国这些东方文明古国已经有了比较先进的铁器。在吸收接受了东方发达的铁器生产力后，它们的社会便迅速由父权家族形式，一跃而发展成为个体私有阶段。这样，就产生了中西方古代社会发展途径和社会结构模式的不同。中国古代社会由家族奴隶制发展到宗族奴隶制，土地为宗族组织公有，社会分工带有自然分工性质，由宗族组织内部进行调节，故宗族组织内部的社会分工比较发达，而宗族组织外部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西方古代社会由父权家族直接发展为个体农民，土地兼有公有与私有的二重性，个体农民之间的社会分工不发达，致使个体农民社会之外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因此，在古代文明起源与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途径方面，中国所走的是一条“维新”道路，其变化是连续性和渐进式的；西方所走的则是一条“革命”道路，其变化为破裂性和突变式的。[22] 第三，海上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也并不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因为就古代奴隶制社会而言，中国夏、商、西周的商品经济是没有古希腊、罗马发达；但就中世纪封建社会而言，中国的商品经济却比西方发达得多。自从3世纪末期起，罗马帝国的古代文明就开始“暴露出无可否认的衰落现象”。4世纪以后，除在帝国的东部以外，已“不复存在真正的大城市”[23] 。随着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几乎所有西方的罗马城市都迅速衰败”[24] 。尤其经过7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和阿拉伯帝国的西进，城市与商品经济更遭到了灭顶之灾。“从8世纪末以后，西欧已退回到一种纯粹的农业状态。土地是生活的唯一来源，是构成财富的唯一条件”。“从各种观点看来，9世纪以后，西欧在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交易与商品流通已经降到最低限度。商人阶级消失了”，“商业已不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部门，每个大地产都以供给自己的一切需要为目的”。“成为中世纪早期大地产特征的作坊或‘家庭作坊’的建立，就是为了补充商业与工业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教们驻节在那里”的“教区行政的中心”，即使还存在一些罗马城市，它也“已经失去了经济的重要性与市区行政的意义。这些城市呈现出普遍的贫困”[25] 。也就是说，当时存在的所谓城市，其居民是“以耕种土地为生”，而不是“从事商业和工业”；它既不“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也不具备“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26] 。因此，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完全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除了乡村领主庄园外，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和商品经济可言。所以，马克思曾经说过，西欧的古代是城市的历史，中世纪则是乡村的历史。西方的城市是10世纪以后在农村之外兴起的，经过11—12世纪的发展，到13—14世纪才显露出来。在中国夏、商、西周古代社会中，商品经济虽然并不发达；但到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却是比较发达的。因为中国从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时起，城市就是作为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与西方中世纪不存在城市，农村庄园内部分工发达、自给自足的状况不同，中国城乡之间的分工相当发达，城市工商业独立发展，故商品经济在许多时代如战国、两汉、唐宋、明清等都十分可观。只不过商业资本没有及时转化为产业资本，一部分被统治者消费掉了，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土地投资罢了。这也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但却始终没能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主要原因。所以，笼统地说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说海上交通问题，西方也是到封建社会后期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而在此之前，中国也并不是没有海上交通。如孙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卫温、诸葛直就曾率领万人船队航海夷洲。[27] 不久，朱应、康泰等又出使南海，“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28] 。归国后，朱应还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至于明代郑和率船队航海南洋，进行大规模通商贸易，更是世人皆知的重大事件。因此，试图用所谓海上交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之类的原因，来说明中西历史发展途径、文化传统及法制特征的差异，不免有些隔靴搔痒，显然是不妥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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