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廉”作为对为政道德的基本规定而具有其伦理价值合理性。作为一种道德活动，“廉”已存在于原始社会末期；作为一种为政文化意识的觉醒，“廉”发端西周时期，周初“六廉”的提出，是这种廉政文化意识觉醒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对“廉”作出了不同侧重的发挥。传统廉政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得到了广泛继承和弘扬。廉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价值追求。为政之德，以廉为本。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 为政 廉德 廉政 源流 一 在古汉语中，“廉”的本义是指堂屋的侧面。儒家经典《仪礼·乡饮酒礼》说：“设席于堂廉，东上。”[3]汉代经学家郑玄注释为：“侧边曰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肯定了这一说法：“廉，仄也。从广，兼声”。对此，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通训定声》中用更通俗的语言对这一含义作出了明确表达：“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被引申为“正直、方正、干净、不贪暴、节俭”等一系列道德的含义。 “廉”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既是对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又是对从政道德的基本规定。在中国古代，由于道德政治化与政治道德化的紧密结合，“廉”往往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把道德尺度。它要求为人处世尤其是为官从政者应该具备“正直、公道、清白、不贪”等基本的道德品质，反映了为人与为政的道德要求一致性。 从为人方面而言，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在于其社会道德性，在于每个人与他人发生社会交往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节制。人类社会之所以与“文明”相连，也在于社会文明本身则是一种以约束为前提的人类自由。处在社会交往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尊严和价值，每个人在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同时，都必须约束自己，而不能以利己为中心，损害他人的利益。“廉”即是人与人交往时应该遵循的一种道德约束与规定，它的基本要求是，人不能太自私、太贪心，否则，人人以一颗贪欲之心与他人发生交往，势必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应该说，“廉”之约束是维持社会交往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为人处世的一种道德要求，而一个人一以贯之地坚持它、遵守它，也就养成他的个人道德品质。可见，“廉”既是对为人处世的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一个人循此“道”后之所“德”，即个人的品德。 从为政方面而言，“廉”是对为政的基本要求。关于“政”，《说文》曰：“政，正也”，说明“政”的基本涵义是正直公道。《论语·颜渊》载孔子的话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礼记·哀公问》也引孔子的话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5]这说明孔子对为政的基本解释是要坚持正直公道的原则。不仅是孔子这样解释，而且先秦法家也坚持这样认为。《管子·法法》说：“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6]就是说，为政必须坚持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这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因为，从政者肩负着治理国家、造福于民及社会的历史责任与时代重任。只有坚持正直公道的原则，百姓才能安分守己，政治才能清明，天下才会太平。这就要求为政者必须做到为人正直清白，一心为公，没有偏颇，不贪不义之财。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为政者不存私念，去除私心。否则，从政者一旦存有私心杂念，那么他就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不择手段地去贪、去占、去化公为私，从而危及到基本的公共秩序，最终危及到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危。从政必须去私，这是对每个从政者提出的基本要求。而正直公道、去私防贪的本质则是“廉”。正如晏子所言：“廉之谓公正”。（《晏子春秋·内篇·杂下》）[7]因此，“廉”是对为官从政者提出的基本道德规定，是为政道德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廉”被称为“仕者之德”而为人们所称颂，它作为从政者应遵循的一个基本规范而为社会所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化而被历代社会所认同，从而说明了“廉”作为从政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准则而具有其伦理价值合理性。 二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对为政道德的基本要求，“廉”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了。不过，在那时，“廉”只是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而存在的。 廉政之“廉”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要求，在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国家的萌芽，公共权力雏形也得以出现，原始部落首领（酋长）是原始人类的行政长官，他们经过氏族部落民主选举产生，“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8]原始部落首领具有比较强烈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他们不仅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且以“戒言”、“铭言”去诲人律己。《全上古三代文》卷一记载有黄帝教诲儿子的“诲颛顼”：“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9]《淮南子·人间训》载有尧帝的“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迹于垤”。[10]贾谊《新书·修攻语上》也载有大禹的铭言、箴言和“政语”：“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11]这些原始部落首领均以这些铭言来警戒自己保持勤政廉明之风，进行积极的自我监督。不仅如此，原始部落酋长还和原始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财产，没有私有制，个人没有贪欲。正直清廉是酋长具有的基本道德品质。对此，《尚书·皋陶谟》记载了原始社会舜帝的重要谋臣皋陶总结的为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关于“简而廉”，《尚书正义》解释说：“简大而有廉隅乃为德也”。[12]这说明，“廉”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已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 作为对为政以廉的文化意识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阶级的产生，原始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私有制不仅是产生剥削的制度根源，而且是产生贪贿的直接根源。贪贿现象的盛行直接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导致政权的衰亡。在中国先秦夏商周社会，因贪贿而导致政权垮台的历史现象屡见不鲜。在夏朝，由于统治者骄奢贪逸而先后导致夏初太康失国及后来夏朝的衰亡；在商朝，商纣王及其奸臣费仲因贪贿而接受周人的贿赂，把囚禁于羑里牢狱的文王释放，最后被文王的大军灭亡；在西周，周厉王重用贪臣荣夷公，专权好利，最后被国人赶下了台。这些因贪贿而亡国的事例，犹如一声声长鸣的警钟，在震撼着那些具有忧患意识的统治者。一些比较开明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断同贪贿现象作斗争。在反贪贿的斗争中，他们的廉政意识开始觉醒。夏朝昆弟们为了总结夏初太康失国的教训，编写了《五子之歌》，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贪逸。商朝太甲认识到“欲败度，纵败礼”的道理，从而节制“欲”、“纵”。商王盘庚不仅教诫贵族“无总于货宝”，而且亲自表示“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尚书·盘庚下》）即不任用贪财好货之人，恭敬那些为民营生者，只钦佩、叙用那种能养民、为民谋取安居乐业的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积极总结商亡的教训，倡导廉政勤政。周公深知商纣王贪逸亡国的原因，十分崇尚廉政爱民，主张“明德慎罚”，要求统治者“怀保赤子”、“恫矜乃身”、“知稼穑之艰难”。即要求统治者应象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象关心自己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治绩的重要尺度。《周礼·天官冢宰·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13]就是说，考察大小官吏的治绩，应包括善、能、敬、正、法、辨等六个方面，而这六个方面都包含了“廉”，并且体现了以“廉”为先的原则。其中，“廉善”，是指善于治事理民，受到广大民众的好评；“廉能”，是指干练而有才能，足以贯彻实施各项法令；“廉敬”，是指勤慎而不懈怠，尽责尽职，敬业奉公；“廉正”，是指持正除邪，刚正公允，不偏袒，不徇私情；“廉法”，是指恪守法纪，执法严明；“廉辨”，是指为人精明不惑，思路清晰，明辨是非，明察秋毫。关于“六廉”，宋代苏轼作赋评价说：“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举其要兮，廉一贯之。”“六事廉为本，先圣之贵廉也如此”。（《苏轼集·补遗·赋四首》）[14]《周礼》之“六廉”说明，西周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廉”德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西周统治者对为政以廉的高度认识。 “廉”作为一种为政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出现的。不过在西周之前，这种意识觉醒只是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从西周开始，这种意识觉醒已经变得明朗化，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提出将“廉”作为选官任官直至衡量官员政绩好坏的重要标准，标志着这种文化意识觉醒的正式产生。对此，明代王文禄在《廉矩·试廉精别章》中总结说：“《周官》小宰六计，弊群吏之治，而贯以一廉。廉也者，吏之本也，故曰廉善、廉正、廉能、廉敬、廉辨、廉法。甚矣，成周重廉也！”[15]今人杨昶先生也认为，《周礼》之“六廉”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承传沿袭的关于廉吏的六条标准。[16] |
Archiver 手机版 小黑屋 爱我华中王
( 皖ICP备07008304号-26|
皖公网安备34010402701869号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3
微信公众号
添加方式：